从“智慧岛”到“智慧国”的蜕变——新加坡智慧城市实践(新加坡蜕变公司)

从“智慧岛”到“智慧国”的蜕变——新加坡智慧城市实践新加坡从“智慧岛”到“智慧国”的蜕变过程是一个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跟其他城市一样,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实践也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从学习他人到自我学习,现在可以向外输出经验。因此,尽管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没有出现“独角兽”企业,但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建设成就却有目共睹。

从“智慧岛”到“智慧国”的蜕变

——新加坡智慧城市实践

2018年7月26日下午新加坡蜕变公司,M&Y新加坡城市发展顾问中心执行总监林光明教授应中国住建部城市科学研究会和苏州市人民政府邀请,在第十三届(2018)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发表了题为“从’智慧岛’到’智慧国’的蜕变:新加坡智慧城市实践”的演讲,获得与会代表的好评。

从“智慧岛”到“智慧国”的蜕变——新加坡智慧城市实践(新加坡蜕变公司)

林光明教授现场演讲

林教授首先回顾了智慧城市的定义、驱动因素和通常做法。他认为,智慧城市的定义很多,但给出的定义大多不清楚、内涵不一致、无法衡量,导致许多自我宣称的“冒牌”智慧城市。部分城市出于追逐名气的需要,采用了并不一定符合该城市实际功能需要的技术。

当然,如果应用得当,智慧城市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生活品质新加坡蜕变公司,减少浪费、拥堵和低效,增强经济竞争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城市学习的能力,特别是学习自己和其他城市的历史,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与此同时,虽然智慧城市无法医好这个社会,但可以改善这个社会,使其变得更好。好比通过看医生、吃补药和调养身体,是无法让人长生不老的,却可以使人延年益寿。

林教授认为,要避免目前智慧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尴尬情况—即投入与市民的获得感没有成正比,做好智慧城市,应该从分析人的需要开始(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需要),而不应该从技术规范开始。这个过程不应该是单方面的强加于居民的技术应用,而是一个与居民共商、共建和共享的过程。通过简单地堆砌技术,哪怕是高端技术,无法有效地提高一个城市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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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演讲幻灯片

新加坡从“智慧岛”到“智慧国”的蜕变过程是一个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跟其他城市一样,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实践也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从学习他人到自我学习,现在可以向外输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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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演讲幻灯片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智慧技术为促进新加坡的经济转型和解决内部挑战,做出了贡献。新加坡的智慧城市成就也得到世界认可。比如英特尔赞助的Juniper Research2017年世界智慧城市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一。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17年的数码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也排在第一。

林教授总结了新加坡取得这些成就的五个原因:

• 先规划,后发展;在规划时,立足长远,提出务实愿景

•采用整体政府模式,强调跨部门协作

•加强与业界合作

•积极让社区和居民参与

•以人为本的应用

在智慧国愿景的设立上,新加坡是非常务实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4年的国庆演讲中,强调智慧国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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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新加坡政府采用了“整体政府”的管理框架。在总理公署下,设立智慧国及数码政府工作团(由第一副总理担任主席),下设两个平行机构:智慧国及数码政府署和新加坡政府科技局。

前者负责政策的制定,后者负责具体的执行。

这样的机构设置,改变了过去智慧城市的政策和执行“政出多门,九龙治水”的现象。过去财政部、新加坡新闻及通讯部、智慧国办公室各自负责一部分职能,推进的速度慢,而且出现重复建设和多重管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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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演讲幻灯片

第三个原则,与业界合作。在纬壹科技城进行的无人驾驶汽车开发与测试,就是政府与企业、科研机构分工合作的例子。政府负责制定宏观政策、总体规划,建立基础设施和共享平台,并提供种子基金。而企业则发挥创意、创业、创造精神,承担投资风险。

新加坡交通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新捷运集团

合作进行无人驾驶汽车的测试(源于网络)

第四,积极让社区与居民参与共商、共建与共享。为了改善社区服务的水平,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下属的社区服务署,推出“一联通”应用程序,居民通过这个程序,可以随时随地反馈他们社区的服务情况,比如卫生、噪音、道路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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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演讲幻灯片

最后,以人为本的应用。政府从2017年到2022年,推出一系列与民生相关的政策和措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人生时刻”(Moment of Life)设计的数码平台。比如针对一对刚生小孩的夫妻,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注册小孩的信息、申请婴儿花红和寻找学前教育机构和课程等,极大地方便了居民。

林教授强调,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建设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技术为本,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例如,利用智慧技术,优化政府决策程序。因此,尽管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没有出现“独角兽”企业,但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建设成就却有目共睹。

林教授的演讲引起在场专家和代表的共鸣和讨论。在回答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彭仲仁教授的提问时,林教授比较了中新两地智慧城市建设的居民获得感问题。他认为,在中国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大部分是作“从-1到0”的“补课”工作,弥补过去的短板和不足(特别是设施配套、公共服务、细节的完善等)。而在新加坡,基本没有短板,各方面的配套和公共服务是就位的,所以每一个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是作“从0到1”的工作。虽然两个地方都是作了绝对值为1的工作,但市民的获得感却有天壤之别。至于前者,市民基本无感,或者不多;而在后者,市民的获得感就比较高。他也就新加坡智慧交通和智能交通拥堵收费问题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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